周小川在《〈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上發表署名文章，全面闡述“完善金融市場 體系”的實施路徑。
周小川從構建更具競爭性和包容性的金融服務業；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穩步推進匯率和利率市場化改革；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兌換；完善金融監管等五個方面分頭闡述。
改革、市場化、“負面清單”等詞語在文中頻繁出現。如何推進利率市場化、存款保險制度、資本項目開放以及股票發行注冊制等改革，從理念到具體措施，周小川在文中均一一解答。
金融“負面清單”準入制
對于整個金融行業的改革方向，周小川強調了更具競爭性和包容性這兩個發展方向。
截至2012年末，我國銀行、證券、保險機構總資產超過140萬億元。盡管規模龐大，但存在著諸如金融業門檻過高、國有股占比較大、公司治理不完善等問題。
周小川稱，要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立足于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
一直以來，民營資本難以進入金融業。從1996年民生銀行成立算起，已經有整整17年的時間，沒有一家新的民營銀行獲批。
周小川稱，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金融業作為競爭性的服務行業，也應該按照‘負面清單’的準入制度和擴大服務業開放的要求，為各類投資主體準入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一方面通過引入民營資本這條“鲇魚”進入金融業，使市場更具競爭性；另一方面，對于現有的國有金融機構，則側重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推行更加市場化的管理層選拔方式，減少行政任命。
金融業對外開放方面，易綱也在上述輔導讀本發表署名文章稱，當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實體經濟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相比而言，我國金融業開放程度還相對較低。“截至2012年末，外資在中國銀行業市場份額占比還不到2%。”
周小川稱，要進一步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逐步遵循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等新開放模式，實現金融服務業的高水平對外開放。
金融業更具包容性則主要在政策性金融機構和發展普惠金融兩個層面。
“要推進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我國發展階段決定了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仍有政策性金融的需求。”周小川還稱，要讓金融改革與發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所有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后進地區，惠及所有人群。
目前，我國政策性金融銀行主要有三家：國開行、進出口銀行和農發行，其中國開行于2008年開始啟動商業化轉型，但其商業化轉型并不徹底，依然從事大量開發性金融業務。
基本退出常態式外匯市場干預
對于市場的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中，將其從“基礎性”提升至“決定性”。
在周小川看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客觀上要求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
在金融領域，利率、匯率是重要的要素價格，但一直以來受到的干預較多。
“穩步推進匯率和利率市場化改革。”周小川稱，利率和匯率作為要素市場的重要價格，是有效配置國內國際資金的決定性因素。
今年7月，央行已經完全放開了貸款利率的管制，目前僅剩存款利率尚未放開。從國際上的成功經驗看，放開存款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最為關鍵、風險最大的階段，需要根據各項基礎條件的成熟程度分步實施、有序推進。
對下一步利率市場化，周小川開出了近期、近中期和中期“三步走”的目標路徑。
匯率上，周小川稱，根據外匯市場發育狀況和經濟金融形勢，有序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中國的匯率市場化改革可謂歷經有年。2005年7月到2013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累計升值了34%，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累計升值29%和38%。最近一次的大動作發生在2012年，當時央行將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浮動幅度由原先的千分之五擴大至目前的百分之一。
“目前人民幣匯率改革的關鍵還不是百分之一或者更大的波幅問題，而是人民幣中間價的市場化程度非常低，市場的實際狀況是‘波而不動’。”國泰君安證券高級經濟學家林采宜(微博)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示，匯率的形成機制沒有完全建立，波幅放寬不放寬就變得不那么重要。
周小川還稱，進一步發揮市場匯率的作用，央行基本退出常態式外匯市場干預，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境內外股市互聯互通
對于資本項目開放，周小川稱，應抓住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有利時間窗口，在統籌國內需求與國際形勢的基礎上，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按照IMF的標準，我國85%的資本項目已處于基本可兌換以上水平。”易綱認為，實現人民幣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可兌換，是金融開放的重要內容。
在資本項目開放領域，周小川著重談到了三個重要方面。
“（首先）轉變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方式，便利企業走出去。”周小川稱，要減少外匯管理中的行政審批，從重行政審批轉為重監測分析，從重微觀管制轉變為重宏觀審慎管理，從“正面清單”轉變為“負面清單”。
第二個方面則是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
周小川稱，要進一步擴大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主體資格，增加投資額度。“條件成熟時，取消合格境內投資者、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的資格和額度審批，將相關投資便利擴大到境內外所有合法機構。”
與此同時，周小川還表示，研究建立境內外股市的互聯互通機制，逐步允許具備條件的境外公司在境內資本市場發行股票，拓寬居民投資渠道。
資本項目可兌換并不意味著央行對資本進出采取放任態度。在第三點中，周小川就重點闡述了對外債和資本流動的管理。
“建立健全針對外債和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提高可兌換條件下的風險管理水平。”周小川稱，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對資本流動采取臨時性管理措施。
事實上，在此之前，周小川已在多個場合表示過，資本項目可兌換并不意味著百分之百的自由。不能把“匯率完全自由浮動、跨境資金轉移完全自由、零金融監管和本幣國際化四件事混在一起等同于資本項目可兌換”。
摘自《第一財經（微博)日報》
